刍议“大连经济升级版”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13亿人民的“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构想。在新的起点上，如何书写“中国梦”的“大连篇”，关键在于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为动力，打造大连经济的升级版。
 
一、 质量、民生、生态三位一体的升级版
大连作为东北经济区的龙头城市，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领先水平。经济总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排名第6位，占辽宁省比重近三分之一，占全省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大连经济增长不仅是辽宁经济实现升级的动力，更成为东北腹地经济转型的引擎。但是，距离升级版的经济目标，无论是质量效益，还是民生保障水平都有很大差距。
所谓升级版经济，不仅是一个新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新的思维、新的发展境界。这一新境界就是更优质量、更加协调、更加可持续。据胡润全球首富排行榜公布的数据，2013年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净资产为670亿美元，主业为投资和信息业。美国第二名为沃伦.巴、菲特净资产537亿美元，主业金融投资。而大连的王建林成为中国大陆的首富，净资产为142亿美元，主业为房地产。管中窥豹，发达经济体的财富集聚依靠的是金融和信息，我们依然靠拼资源、拼投入，这就是差距。
为此，升级版的大连经济，至少包含三个相互依存的升级：即：质量效益升级、民生就业升级和环境资源升级。
质量效益的升级版。大连自“十一五”以来，GDP增速平均保持在14%以上，GDP总量到2013年底可以跃升到8000亿元人民币，地方公共预算收入进入800亿元大关。但是这种速度和规模，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结构和大规模投资方式实现的。单位投资资金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低于全省水平。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发明专利占专利申请量的比例也低于其他先导城市。实现大连经济的质量升级，一是要大力改变粗放的产业结构，提升产业链、加大高附加值产业比重。大连石化、造船、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四大支柱产业，近年来都遇到原材料工业产能过剩、船舶订单下降、国际原油价格攀升、光伏贸易纠纷等发展瓶颈，如何摆脱高能耗、高物耗、高投入的传统发展结构，推动产品换代和产业转型，实现装备制造业的高端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提升产业链，推动现代服务业比重赶超一线城市，成为“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时期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二要大力提升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率为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我们通过技术创新达到日美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为此，依托创新驱动，挖掘新的增长潜力，更是大连长期发展的基石。
民生就业升级版。大连市在国内城市中属第一批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城市。然而，大连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却名列后排。其中2012年这个比值大连为26.70%，青岛为38.37%，宁波为44.64%，厦门为48.15%，深圳为48.90%。大连百姓的收入增长并没有与城市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再就大连居民家庭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依然是主要收入来源，而工资外收入始终不高。其中经营性收入2012年仅占全部家庭收入的5.9%，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12位，与南方城市的25%以上的比例差距太大。为此，如何既富城又富民，当属于大连一直难以破解的难题。要实现大连富民的升级，分配制度改革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致富道路的拓展和改革。就大连城市产出结构和分配结构来看，大连的经营环境的公平性急需改进。目前，大连非公企业对大连城市GDP总量贡献度超过65%，税收贡献超过50%，就业比重超过80%，新增就业比重超过90%。然而，大连的中小企业2008年以来，长期亏损或微利的企业占93.2%。城市创业环境十分不利。
资源环境升级版。大连素来以蓝天碧水闻名，生态环境优良是大连的一大优势。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区域资源环境的滥用和毁灭式开发已经给大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灾难。石化项目和重型项目的过度集聚，已经导致“化工围城”、高爆高燃高风险；高能耗、高水耗的项目过度上马，城市供水距离越来越远，由大伙房水库调水成本已经超过海水淡化的成本；从南到北成片开发的工业团地，掀起劈山填海的热潮，辽南无处不焦土；城市拓展成为地产商的盛宴，借建科技城、旅游城之名，大规模圈占土地，建鬼城、建高尔夫；畸形城镇化导致人口大竞赛，无视城市人均资源集聚的规律，中小乡镇也要争相建设百万人口的城市；近几年城市经济发展规划中最难完成的往往就是碳排放等几个约束性的生态指标。如何打造人口、经济、生态和谐发展的幸福、美丽城市，成为新的发展阶段680万大连市民的期望。
 
二、“经济版本”的升级当务之急在于思维方式的升级
大连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出全域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很多人都理解为大连城市建设要“开疆拓土”了。许多人似乎都看到了新一轮跑马圈地的机遇，开发商看到了新的黄金地块，地方财政看到了巨额土地出让金，园区管理者看到了大项目的机会，媒体们似乎也嗅到了可以热炒的价值。难怪不少县市区争相报道50万、80万、100万人口的“人口大跃进”目标。但很少有人想到如此热炒的空间扩张背后意味着什么？
凡是醉心所事，必荒所业。如今的时代是创新主导世界的时代。当代的城市应当建立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以及不懈的创新动力的轮子上，才有新的发展。跑马圈地，平地起高楼，七通一平，重机重化，固然可观。甚至可以预期1-5年的招商指标和GDP。但5年后呢？冶金重化产能过剩了，造船业萎缩了，风电业歇了，芯片产值下降了，大飞机赶不上了，加工出口区无出口了，临秋末晚的汽车制造业还有几年光景？我们的招商为什么总是落后一拍。是见识不行，还是根基不行？当更多的城市在打造“云计算”中心、物联网基地、生态城市生物谷时，有地区还在满足于“化工围城”。
打造城市升级版，必须学会自我超越。彼得·圣吉在构造他的学习型组织中，提出了“五项修炼”。其中，首先一个就是“自我超越”。我们的自我超越，首先就是要“跳出大连看大连”，“跳出传统工业化看工业化”。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新就新在不谋求“摊大饼”、上大项目、建超大规模城市。如果全域城市化仅仅是将主城区的重化工业向北迁移，在新区重新复制老城区的产业模式，势必面临不远的将来再次搬迁。全域城市化也不是全域铺水泥，不是要全域消灭农民、消灭农业、消灭农村。大连北三市县在建设“四个中心镇”中，提出土地向大户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街镇集中的“三集中”。路径比较经典。但是恰恰忽视了一个问题，在这“三集中”中，土地、产业的质量和绩效的提升，如果新型乡镇建设没有因为这种“三集中”导致产出质量、绩效的大幅提高，农民就不可能有真正城镇化，农业集约化程度就难以真正的提高。为此，我们就要问一句，全域城市化建设中，你超越了吗？
超越自我必须改变思维定势。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比较粗放和线性。它重规模、数量、速度、共性化，较为忽视质量、集约度、精细化和个性化。在一定的目标管理体制下，会形成外延式扩张冲动的思维定势，难以选择和实施集约化、精致化的工作思路。全域城市化之所以被人们普遍误认为是“开疆扩土”，就是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作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如今大多被雾霾笼罩久久难以释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步履蹒跚，城市创新见亮不见影的原因。当今人类社会如今已经跨入后工业化时代。依托互联网、传感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物联网产业正成为新一代产业发展空间。在这个网络中，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实现“智能家居”、“智能养老”、“智能交通识别”乃至“智慧城市建设”。2010年6月22日上海开幕的中国国际物联网大会指出：物联网将成为全球信息通信行业的万亿元级新兴产业。在2012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达到3650亿元，比上年增长38.6%。2012年2月14日，中国的第一个物联网五年规划——《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由工信部颁布。如此时代，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是否该考虑逐步改变单纯依靠秦砖汉瓦、钢筋水泥来开疆拓土的产业路径了？
转变思维定势也必须唤起全市人民的共识。全域城市化是全体大连人民的事。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要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化，未必每个人都清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的目标。大连作为第一批开放的口岸城市，升级版的“大连梦”该是什么？在发展质量效能、民生就业、生态环境这三位一体的指标体系中，核心就是质量。科技水平、产品质量、就业质量、生活质量、空气质量。为此，建设高品质的产业结构、高品质的城市管理、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应当成为680万大连市民包括300多万乡村居民的共识。为此，全体市民都要搞懂：全域城市化不等于全域水泥化；工业现代化不等于重化工业化。我们明确，现代城市必须安在创新的轮子上，而不是黑色金属上。我们要学会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城市建设路径，要学习新的打法，要学习新的招商思路，要有远见卓识的超前产业发展思路，要有品质城市的经营理念，要有现代的农转城的格局意识，而不是满足于农民“被上楼”。要学习什么是绿色产业？什么是物联网？什么是智慧城市？什么是创新型城市？什么是服务型政府？什么是“品质大连”？
 
    三、依托体制创新、建设“品质大连”
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六大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我们必须抓住改革的大好机遇，趁势推进大连经济的升级。
首先，我们要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全力激发大连市场主体的新活力。在发展换挡和增速下滑中，新增长点就在于民营经济。我们必须认清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真实含义。确立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则可为”，政府则“法无授权则禁止”的观念。要确立“有限政府”的理念，矫正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错位、越位或缺位的问题，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边界，大规模清理削减过多过乱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简政放权；坚决清理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垄断行政干预；建立市场主体对行政部门行为的投票否决制；紧缩行政编制、清理非编，压缩行政成本；厘清税负，合理减免，坚决制止征“过头税”；清理“土地财政”；严格罚没收入上缴，杜绝任何形式的返还奖励，斩断行政部门的利益之手。从而真正实现财税体制的“减负松绑”，为富民又富城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其次，学会依靠市场组织、市场手段来推动经济开发和建设。中组部已经明确提出要改变各地区惟GDP指标的考核方式。尤其是产业园区管理需要打破政府包办的传统格局。试想，如果全域城市化中新型产业园区，不是由政府派出机构来组建管委会，而是采取类似于“张江高科”的“公司化园区体制”，即“民办官助”的企业化园区运作，还可能出现不管技术高低、污染大小，“捡到筐里都是菜”的招商大战吗？还会出现以牺牲土地收益、国家税收为代价的抢项目的恶性内耗吗？
其三，推动地方财政由“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提升城市幸福指数。按照中央部署，按照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原则，转变“越俎代庖”。一方面，在中央财政则增加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对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跨区域公共服务、部分社会保障等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尽责尽力。另一方面，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在保有环节房产税、资源税、遗产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险税等直接税的开征中积极试点，拓展地方税基和税源，逐步摆脱“土地财政”的窠臼，有效化解房地产泡沫和维护资源环境，同时加大地方财税民生支出比例，完善区域性公共服务，提升大连市民的幸福指数。
其四，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推进城市创新体系建设。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重点扶植创新项目和新兴产业。目前，大连拥有十数家科技园区、数十家国家级实验室和技术研发中心，几十家各种类型的科技孵化器，数百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大批类似大连机床集团数控、光洋科技集团的激光测量、环宇阳光集团的高性能汇聚路由器等新一代新技术项目，需要在科技研发支出税前抵扣、科技型企业所得税减免、科技设备增值税抵扣等环节进一步筹划，助力大连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依托增值税改革，促进现代服务业专业化细分。随着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7+1”试点铺开，服务业整体税负有所下降，将有助于我市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的发展。尤其是“营改增”，将有助于推进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催生新行业，延长产业链，对于我们城市向“服务型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经济转型具有极为现实的作用。
其五，借助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改革，推进我市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三中全会提出“要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要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征收范围。”对节能和环保产品实行低税率或免税。此举将有利于我市调整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激励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资源税改革将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将水、森林、草原、湿地、滩涂等资源一一纳入，以清费立税为原则，将资源税改革与资源收费改革协同推进。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市将于2014年起开证水资源费，此举对于水资源奇缺的大连市，将有助于加快淘汰高水耗的项目，推进水资源节约。全会提出将目前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收费项目改为税收，即以“费改税”路径开征独立环境税，将有助于城市清理排放量大的污染物，维护城市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