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色彩文化--佛教起源和变革
时间:2015-12-25 14:55 来源:未知 作者:郑广新 点击:次
| 甲午年春节很特别，在大连北方少林永清寺度过的。那奇异的山川地貌、天然洞穴让我感受到自然的灵秀、壮美和伟大。在整个祈福过程中，在那凌晨敲钟的过程中，我的心灵随意那清脆的撞击声不断的在升华。在那震憾的情景中，我的思绪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中游走着，穿越着，瞬间迸发的灵感让我突然发现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呈现出很明显的色彩变化，此情此景，让我对中华5000年风雨行程有了系统的梳理，对佛教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佛教起源和变革的过程，让我肃然起敬。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几千年来，从潺潺流水到波澜壮阔，从古朴黑白二色到五色再到色彩缤纷，经历无数次起伏跌宕，螺旋上升的过程。 中国文化起源的初期，是大约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黄帝时期，选择单色崇拜，是古朴的黑白两色。以《易经》为代表的核心文化，是用黑白来代表阴阳两色，诞生了可以解释万物规律的大智慧。是中国早期文化的代表和高起点，是黑白文化的大写意，代表着很高的文化艺术成就。 黄帝之后，历经商、汤、周、秦，帝王们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五行的顺序为水、火、木、金、土，分别对应黑、赤、青、白、黄）。 进入春秋战国，是文化盛世的开始，是思想家辈出和学派裂变的时代。其文化活动中心（战国初期魏国的“西河之学”； 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之学”；战国晚期秦国的“咸阳之学”）在鲁国，是邹鲁之学；诸子百家，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盛况空前，展现了我国古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这时的春秋战国，百花争艳，万紫千红。中国文化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时代，为国学的原创奠基了夯实的基础。这时的春秋战国，是社会转折期，其“合者留，不合者去”，促进各国人才流动，为“百家争鸣”创造宽松环境。在如此环境中，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敢于探求精神，从而促进学术发展。因此，各家各派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观点纷然并存，辩论时有发生。儒墨、儒法、儒道之争，内部也有派别争论，更重要的是学术问题有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百家争鸣为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创造一个宽松的人文环境，是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十分必要的条件；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等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思想之丰富，以至于我们无法能够超越他们。试想，在他们之后，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吗？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了。 秦帝国建立，标志百家争鸣结束。也包括五大地区文化：鲁文化(或邹鲁文化)、楚文化、晋文化、齐文化、秦文化。诸子百家争鸣发展为相互影响和融合，与政治上由诸侯割据发展为秦统一天下趋势相适应。 “百家争鸣”随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建立，也就相应结束。“百家争鸣”，相互诘难又相互影响。所以说秦统时期是文化的冰河期，只留法家，打压百家，百花凋零只剩法家的黑色。秦成于法家也败与法家。秦的黑色文化瞬间就过去了。 从汉朝起，朝廷开始内用老庄，外用儒术，佛教也开始进入。中国慢慢形成了非常稳定的儒、道、释三原色文化。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 尽管独尊儒术有些过头；尽管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毁佛事件，但儒道释三家的智慧和思想对国人已经深入骨髓，老子和释迦牟尼的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成为全社会接受的文化，而且三者呈现三教融合现象。所以两千年多年来中国文化的色彩基本是这三原色调和而成。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儒、释、道三家已经互相渗透、互相同化，某种程度上已经“三教一体”了。 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当人们随口而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佛、道二家的文化，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说，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培育下形成的，这话绝无夸张之意。 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西方学者评出“东方三大圣人”，第一是老子（道教），第二是孔子（儒教），第三是六祖慧能（佛教），正好代表了中国三教。儒教最主要的是一个字：“伦”，也就是伦常。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炼的“命”。 佛家讲的是“见性”。“性”是什么？是“心性”，也就是修养。 少林寺有一个供奉释加牟尼、孔子、老子的地方，对联是：“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少室山还有一幅对联：“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概括得很到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出发，但最终我们能达到共同的目标。 从对个人的修养角度来说，三教说法不同，但劝人为善和劝人向上的精神是相同的：儒家是“修身、治世、平天下。”道家是“养生、遁世、穷万物。”释家（佛家）是“见性、救世、通万有。” 儒家叫做“正心”，释家讲究“明心”，道家追求“炼心”。在这背后，儒家讲“治世”，道家讲“治身”，佛家讲“治心”。 儒家、道家、佛家是我国文化史上三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上。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老子、庄子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释道三教的哲学，充满了普遍和谐、园融无碍的智慧，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与意义。 儒、道、释三教融合，铸成了中华文化之根本 中国是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各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许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又通过宗教这个载体传承至今。分析中国宗教精神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能忽视儒、道、释的文化作用。将儒教视为历史上一种独特的中国民族宗教，它是华夏文化之魂。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用鲁迅的一句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来表述。佛教是外来文化，经过与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长期顺应、同化与融合，达到了在华本土化的目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促进了儒、道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形成了儒、道、释三教融合的格局，铸成了中华文化之根本。这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丰厚的精神财富。毛齤泽东曾说：“不研究宗教，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化史、世界史。”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宗教，也就写不好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忽视或放弃中国文化之“本”的文化建设，在学习外国文化时就不可能使之中国化而“水土不服”或“消化不良”；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就可能分不清精华与糟粕，甚至颠倒精华与糟粕，或者在文化建设中只搞些表层次的、“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忽视对中国文化精神精髓的发掘和弘扬。或者只重视文化的“硬功能”，即文化的“物化”形态和商品形态，而忽视文化的“软功能”，即文化的“化人”、“化天下”功能。文化建设无疑必须重视文化的“硬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更要重视文化的“软功能”，这是文化建设的根本。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人的文明素质的建设，文化的“软功能”体现在文化能够渗透到社会个体的细胞和血液中，内化为个体的精神素质和存在方式，进而形成群体（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等）的集体无意识，形成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形成共同的文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追求，产生巨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形象、道德形象、智慧形象、文明形象等等都是文化精心塑造出来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内化和升华常常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滴水穿石、陶冶熏成、久久为功的过程，不是掀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打一场文化建设的人民战争的政绩工程所能做到的。这就凸显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对宗教，特别是中国宗教的文化自觉是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和较量的迫切需要。国家和民族的差别不在于人种，也不在于自然环境，而主要在于特定环境和历史中形成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体现在该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当中，内化在民族成员的细胞和血液之中。文化总是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否则就没有独立性。如若一个民族的文化被解构、被消解了，这个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了。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产生文化的冲突和较量。在这种冲突和较量中，宗教作为文化之最深层的底蕴，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神圣纽带，必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正是在这种态势下，世界宗教出现了多元化、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宗教和民族宗教的觉醒和复兴，既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使人民仍然需要宗教作为精神慰藉的表现，又是许多国家和民族唤醒民族自我意识、彰显民族个性、用以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迫切需要，并且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许多学者认为：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所谓宗教，不过是民族思维、民族生活方式、民族历史经验框架与民族的自我表现方式而已，一句话，是一个民族存在的一种神话象征。我们不赞成某些西方学者片面扩大宗教的作用，甚至把宗教和民族文化等同起来，但我们肯定宗教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民族往往是以宗教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民族感情往往就是一种宗教感情。正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产生民族认同情结，成为把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犹太人在历史上曾经遭受3次大流亡，他们失去家园、流散在世界各地。但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不忘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忘按犹太教的礼仪过宗教生活，并牢记犹太教的三大理念，即“上帝选民观”、“应许之地观”和“契约观”。犹太教是集宗教观和民族观为一体的宗教，神圣的宗教情感与民族的历史荣誉感（上帝的选民）、使命感（收回“应许之地”）融为一体。所以，正是犹太教这一精神纽带，才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连接为一个整体，使犹太民族没有在近千年的流散中消失。 千百年来，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圣精神纽带，是形成于远古时代的龙图腾崇拜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华夏始祖三皇五帝的崇拜，这是中国特色的宗教。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远古时代中华大地各部落逐步融合成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象征。龙图腾通过心理和生理积淀，已经内化为中华儿女的细胞和血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民族魂”和“国家魂”，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一种文化惯性，一种内在的文化心理机制，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得以连续不断的精神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中最稳定的、居于最深层的观念模式。前几年，曾有一留洋博士提出：龙外貌凶猛，易使西方人不喜欢，建议另行设计一种中华民族的标志。该博士之无知与幼稚令人惊讶，这是我国教育的耻辱。把海峡两岸中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除了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还有对妈祖的民间信仰，其凝聚力是任何政治宣传不能代替的。 一个民族越是经久不衰，其文化也就越凝重深厚，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成就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文化也在历史中成就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文化任何时候都必须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人类的。文化总是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没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就没有独立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其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靠的是自己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浓厚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内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民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丰富世界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有其价值，就越能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所共有。 所以，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齤主义”和“文化侵略”，如果不彻底肃清改革开放以前对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左”的看法，又让市场经济大潮肆意腐蚀，使传统文化商品化、市场化，那就是在消解和解构民族文化，那将是国家民族之悲哀。我们必须把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有力地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与冲击，有效保障我国的文化主齤权和文化利益。既以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主动参与和积极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又坚定自觉地在世界文化冲突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选择能力，珍视和发扬自己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特色，坚持中华文化的自主发展。 鸦片战争的痛楚使中国的文化精英反思中国的落后是自己的文化不足，开始向西方寻求文化，提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学习理念，引进西方文化元素。甲午战争惨败，国人认清西方老师侵略学生的本性，看到满清的腐败无能，单学西方文化也没用。后来看到了俄国民众的胜利，激进的文化精英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出现了五四运动。儒家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孔家店被打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三原色文化被颠覆了。西方工业社会五颜六色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无政府主义、共和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等等开始先后进入中国。中国形成了多色彩的政治和文化派别。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开始了，中国文化的色彩此时是光怪陆离，变幻不定。最后形成蓝红两种色彩的较量的格局。 中国的两个精英团队接受了不同的文化思想，中国国民党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蓝色思想，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西方无产阶级的红色思想。两种思想都是工业革命的文化产物，两种思想都是进口的。因为中国没有经过工业社会，不可能孕育出工业思想。我们的国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社会矛盾，只有进口工业思想。而两种思想又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期间虽有两次合作，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矛盾不可调和，只能丛林法则，决斗选择。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出，统一中国，这不能简单看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确切的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国学、中国实践的综合产物。是人类先进思想的杂交优势，是优秀思想团队集体创造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正确是被中国革命实践反复验证了的，不管是谁违背了这一思想都要失败，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 所以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现代国学，中国变成了红色中国。中国现代的文化核心是毛泽东思想。新文化的胜利使一种文化出现了权威的局面，呈现几十年的单一红色。一花开放百花杀，单一色彩最终导致文化革命的悲剧。 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进入改革开发时期，其本质就是要从一个思想的颜色中解放出来。要多一些颜色，最伟大的核心是不否定原来的颜色。计划经济要加市场经济，公有制要加多种所有制。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苏联的解体倒退悲剧的原因就是用一种色彩代替另一种色彩，用一种文化否定另一种文化。纵观历史很清楚一花开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我们要有红色，但一定要有绿叶陪衬。我们要绿叶但不能把红花否定了，这样世界才能变得美丽。世界是多样化的，思想要多元化。西方科学家艰苦跋涉爬山科学高峰，发现佛家已经在山顶等候两千多年了。科学家花了几百年的艰苦研究宏观和微观世界，发现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是一样的。佛家早就说过，“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们今天在强调整合的多元文化时，才感觉佛教包容思想的先知伟大。所以我们需要多种思维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当今任何一个民族国学，一个世界学派，一个国际化的宗教，一个世纪伟人，包括现代科学体系都不能独立完成认识无尽的世界。茫茫宇宙，小小环球，微微人类。人类的认知有限，需要共同探索，互相启发。世界的多样性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客观要求。过去我们引进西方思想，就不应该否定自己的国学，今天我们引进西方的市场文化也不能把自己的文化丢了，否则就要重复历史错误。现在中国经济开始复兴了，但文化却迷失了方向，丢了魂魄。其实是丢了自己的红色文化，丢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国学。所以中国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没有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是不可能实现的。文化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继承和包容。 人类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是生命花朵的绽放，生命是水的精灵，因此文化都有水的特征。我在《当今需要新智慧》的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观点：农业文化是江河文化，是黄色的；工业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蓝色的；而信息文化是泛水的文化是多彩的。海水、河水、雨水、露水、云、雾、冰雪都有，才能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所以新文化一定是信息时代的文化，一定是跨越地域、民族、宗教和时代的多色彩的包容文化。如果我们把农业时代比作走，那么工业时代是在跑而信息时代是在飞。几千年的农业生产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去的几百万年原始社会的财富；几百年工业生产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几千年的农业，而信息时代时代几十年所创造的财富已经明显地超越了工业时代的几百年。信息时代才刚刚起飞，还在加速中。在信息时代的发展中必然要出现很多农业和工业时代不曾遇到的新问题。我们以往的单一民族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都已经不能支持今天的时代。所以今天的人们拿这手机、开着汽车，坐着飞机和高铁，却迷茫了，找不到幸福了。 文化是包容，不是取代；是 ，不是覆灭、 是 不是一统世界。有的文化是蝶舞蜂鸣鸟语花香的庄园，让你闲庭信步流连忘返，超然于物外；有的文化如深山密林中古寺里静坐千年的老禅，在等候万年一回的轻叩，于厚积的枯枝陈叶中做无数轮回的生与灭，无人知晓。有热烈的灿烂，浪漫的绚丽，含蓄的温婉，圆融的柔美。文化差异越大，越应该相互尊重、相互补充。文化特性越近，越应该同频共振琴瑟相和。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才是文化的百花园。一切冲突的根源是利益纷争，而不是文化差异。 很显然用工业文化来指导信息社会，就像用农业文化指导工业社会一样，是远远不够用的。我们在继承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同时要创造信息文化，才能指引我们继续前行。所以我们的时代需要绚丽多彩的新文化。要有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新智慧。我想是这一历史时期思想界和咨询界的共同使命。 文化需要体检。 在经济利益的极端追求、科技成果的无良滥用、全球环境的波谲云诡中，文化被推向了畸形发展的危险境地。文化暴力、文化霸权，充斥了一些人的大脑，贲张着一些人的血脉。 文化是有脊梁的，俯首但不屈膝。只可叹服，不可征服。马其顿的铁蹄踏碎了古希腊城堡，但古希腊文明跨越时空征服了全人类，整个西方世界都去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寻找精神的泉眼。文化的主权是国家的主权、民族的权利，是国家、民族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应当相互尊重，这也是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与和谐世界的基础。 没有哪一种文化是万能钥匙，包打天下，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希腊模式解释不了所有的古代文明，美国模式拯救不了今天的世界，中国模式也没有考虑过复制批发。霸权主义所推行的殖民文化都是以强行消灭弱势文化、民族文化、主权文化为特征的，必定激起本土文化的抗争，有的抗争长期存在，没有哪一种纯粹的殖民能获得完胜。 人类如此丰富，文化如此多样，地球就这样一身斑斓尘土飞扬地行进在自己的轨道里。 注视宏伟的永清寺宫殿，文化就是聆听那美妙诵经韵律，站在天苍苍野茫茫的泰山脚下，文化就是那复活的百年银杏；伫立玉树临风的滕王阁前，文化就是唱晚的渔舟和惊寒的雁阵，是与孤鹜齐飞的落霞、共长天一色的秋水；徜徉莱茵河畔，文化就是肃立的古城堡、沉默的老火炮和满地斑斓的落叶；漫步英格兰的剑桥小镇，文化就是镶嵌在古老的校园里沧桑的门廊上那古铜色的雕像印章，以及牛顿、达尔文、霍金，还有那在康河的柔波里漫溯的中国诗人徐志摩。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民族，60多亿人，6000多种语言，由此衍生出来的文化种类有多少？不可得知，大概地球上有多少粒微尘，就有多少个文化种类。文化中心转移是随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而转移的。而现实社会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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