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

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这一提法，已经超出了2012年年度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范畴。体现了中央对于未来宏观经济调控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机理的调整意向。
 
一、“自主增长”与“政策刺激”
所谓“自主增长”是指经济主体受经济内生因素（市场价格、盈利、消费、技术进步）而引导的增长，而非单纯由政府推动或政策刺激的增长。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主体、居民是储蓄和消费主体。受市场价格信号导向，企业投入和居民消费产生自主的动力，或是追加投资，或是扩大消费，构成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当然，政府投资或消费作为一种经济主体活动，同样也具有企业和居民贡献的因素。不过，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还具有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统筹解决社会就业、公共福利等公共责任。为此，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一直是当今经济理论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凯恩斯的“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到“新古典综合”的“逆风向灵活搭配”以及到费里德曼的“货币最重要”的货币刺激政策的选择，政府的宏观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平抑波动、调节总需求的功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政策领域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运行，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其中，尤其是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成效显著。
然而，单纯的经济政策刺激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且不说，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严重滞涨。就是在当今国际环境下，过度的经济刺激也是有损于经济发展的。高盛中国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说过，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给我们一个教训，滥用宽松货币政策和过度负债宽松的财政政策，人为来拔高消费投资和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不能够长期靠政策来刺激增长。他认为中国在2008－2009年中国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是信贷刺激。这种应对危机的方式让企业、市场受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也承认，包括表外贷款在内，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在过去五年翻了一倍，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200%的水平。这种信贷增长幅度大约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日经指数(Nikkei)泡沫破灭之前五年的两倍，或者是美国从2002年到2007年房地产泡沫期间信贷增长幅度的两倍。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2011重庆金融开放论坛上表示，平衡国家宏观经济应该把握:四个1:1。其中包括M2或贷款余额：GDP；股票市场总市值：GDP；市场化房地产总市值：GDP；主权债务+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支出：GDP。这四个比值应该大约为1：1或不超过1：1。
按照这个四个1:1。这些年我国银行信贷投放速度过大。2008年投放了信贷增量7.9万亿元，2009年约9.6万亿，2010年约7.95万亿元，2011年约7.5万亿。四年中累计投放新增贷款32.95万亿元。2011年我国三季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已经达到52.91万亿，已经大大超过2011年全年的经济总量了。这种信贷泡沫构成了如今经济泡沫乃至通货膨胀的重要风源。
不仅如此，按照经济肌体自主运行的规律，周期性的波动是经济肌体自然的调节过程。通过经济周期性的震荡，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实现企业实体的优胜劣汰，推动经济技术的创新，有助于经济焕发新的生机。如果人们有意识地通过宏观政策来平抑经济波动，短期可能减少经济周期带来的增长下滑、企业破产和人员失业，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周期性的淘汰和创新，经济肌体中惰性因素、过剩因素就会积累下来，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和机制诟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实际上，经济周期可以被平滑，但是却不可能被消灭的。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经济周期低谷期转而进入第五个经济周期的高峰期。经济增长率由2000年7%一度最高攀升到2007年13.4%。2008年本应进入上一轮周期的调整期，恰好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周期底部恰好与全球经济低谷期重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7％，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4％，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6.6％。国家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四万个亿的财政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投放政策。使得2008、2009年本该调整的增长，再度高企，分别达到9.9%和9.2%。当然这是依靠高额投资支撑的。
2008年的扩大内需不仅使得中国抵御住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平稳过渡。不过，从中长期看，持续的扩张性信贷政策和财政投放，也积累下来一些深刻矛盾。例如，过多的流动性引发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粗钢、水泥、电解铝等一些产能过剩本该压缩的生产在一些地区借机死灰复燃；本该大幅度调整压缩的房地产投资再度膨胀，本该回调的房价再度大幅度攀升；本该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产业，遭遇市场困难而出现资金出逃，实体经济空心化在一些地区有所凸显；大量游资持续转移向房地产、套利场所等虚拟市场；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有所抬头。
 
二、“有序转变”与“制度安排”
要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当前转变的主要取向至少包括：由外需为主转向内需为主导、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为主导、由政府投资转向民间投资为主导。
何谓“有序转变”？一是要循序渐进，二要有规则。无论那一条，都离不开“制度安排”。
其中，由外需转向内需为主导，必须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就是加大国内投资、扩大消费需求。而加大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一则需要政府加大引致投资力度，二要鼓励企业投资。增加企业投资又需要改变市场准入政策，拓宽投融资渠道。
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为主导，又要依靠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改进企业分配机制，改进社会保障体制，扩大民生需求；
由政府投资转向民间投资为主导，就必须突破电力、通信、石油等资源垄断价格权力部门的控制，改革市场准入制度，扭转地方政府单纯的GDP政绩观。当然，这些“有序”的制度设计，需要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2011年11月份，胡锦涛主席在APEC会议上讲话称，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商业投资环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温家宝总理则随后提出要“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通过改革解决发展困局的意图十分明显。
 
 
“稳中求进、稳中求快”必须把握三“新”

杜  辉
 
    根据2011年岁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中共辽宁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根据辽宁实际，提出要深刻把握“稳中求进、稳中求快”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总基调。中共大连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握好“稳中求进、稳中求快”的新节奏。
 
一、 新经济周期上升通道必须“稳中求进”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发展势头明显优于西方国家经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也正面临着经济周期“谐振”的深刻影响。当今世界，全球化中金融、资源、信息和规则的四个高度一体化进程，展示出国别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谐周期”特征。恩格斯曾经把早年的资本主义大工业视为世界经济的太阳、全球工业的发动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的中国也在逐步体现出自身作为世界经济引擎之一的特征。逐渐由单纯的经济卫星国，向恒星国转变。周期运动也由卫星国自周期向恒星周期转变。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经济周期低谷期转而进入第五个经济周期的高峰期。2008年本应进入调整期时恰好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周期底部恰好与全球经济低谷期重合。经济增长率由2000年8%一度最高攀升到2007年13.4%,再到2008年、2009年的9.9%和9.2%。经过2年调整，2011-2012年应该是新一轮周期的即第六个周期的上升段。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中长期的经济转型阶段，增长速度换挡已成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一直没有完全爬出危机的阴霾。全球经济增长迟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在外部经济不振的拖累下，2012年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既定事实。2012年面临的全球经济风险突出表现在2012年2月至4月份欧元区主权债务将迎来一个还本付息的高峰期。此时对各国冲击将比较大。据全国就业工作会议的判断，2012年我国国家调整就业控制目标已经上调为5%。
从2007年以来历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经济运行周期的特点。从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宏观经济工作政策基调，到2008年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到2009年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到2010年的“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再到2011年“稳中求进”。可以看出从2007年的抑制过热到2008、2009年的促进经济增长，再到2010、2011、2012年的求稳的基本轨迹。2012年的国家的政策目标相当多，要在“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之间寻求平衡，尤其部分目标之间还存在一定矛盾关系，需要统筹兼顾。
为此，2012年的“稳中求进”，必须兼顾四个“稳”：即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二、“再工业化阶段”的大连经济“稳中求快”
一般来说，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相对于第三产业来说，具有高投资、高物耗、高增长的特点。当制造业比重较大的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保持在较高水平。
相对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大连市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新阶段，即以新型工业化为特征的“再工业化”新阶段。所谓“再工业化”阶段是指大连已经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进入以重化工业再升级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在世界经济史上当属于老工业基地工业化中后期的独特现象。
一般来说，工业化初级阶段，加工制造业比重将超过一产和二产总和，且重化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比重；而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应该呈现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次产业的特征。一些发达国家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我国一些先进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三次产业占比在2000年前后已经超过50%。而大连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在2000年前后，服务业占GDP比重一度逼近第二次产业，分别为44%和45%。但是自2003年之后，第二次产业占比突然出现“反剪刀差”趋向，占比掉头向上，占GDP比重到2010年一直站到51%以上。而第三次产业占比却掉头向下，落到41%左右。这种与北京、上海的等城市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相反的现象，或工业占比或重化工业比重“再强化”的现象，可以有多种解释。有人说是“逆工业化趋向”、“反城市化现象”，有人认为是工业化补课。其实，从匹斯堡等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工业基地工业化进程来看，老工业基地的再造，的确有重化工业化再强化的“再工业化”的特殊进程。其基本缘由就是老工业基地的资源禀赋的惯性。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反思“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实体经济”空心化弊端，纷纷提出“再制造化过程”，通过结构改革强化实体经济发展。美国的《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ARRA）提出了电动汽车、新能源和生物科技产业计划、智能电网计划等；韩国将行业软件、医疗服务、可再生能源等17个产业确定为未来发展的新增长动力产业。当然，发达国家的这种“再制造化过程”是在更高的起点上的制造化。
大连的“再制造化”，其一，体现在四大传统优势产业重新大规模投入。作为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第一，大连的石化、造船、重型装备、电子信息的等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四大产业经过转型升级，也正处于大投资、高成长的新阶段。例如“十二五”期间长兴岛的石油炼化能力将扩展到400万吨。其二，体现在伴随制造业升级，以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LED、软件信息服务等具有大连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长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其三，现为大项目落地。“十一五”以来，英特尔芯片、固特异轮胎、STX系列造船、蒂森克虏伯镀锌钢板、新加坡万邦集团、中远造船、中集集团等一批大项目相继落户，开始达产。其四，体现为制造业的空间扩张。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国家战略的助推下，“长兴岛”、“松木岛”、“花园口”、“双岛湾”、“红沿河”等十九个沿海开发开放新区，积蓄的产业能量正处于释放期。其五，体现为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在全域城市化战略的推动下，伴随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城镇经济规模扩张的势头将不断加速。大连城市化水平从2000年的49.9%到2010年跃升为62%，10年间提升了12.1个百分点。
所有这些，将足以支撑着大连2011年以后的高速成长的势头。大连地区生产总值不仅连续10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而且几年一个台阶。2007年进入3000亿元门坎，2010年就跃进5000亿元大关。经济总量在2010年进入15个副省级城市的前7位。人均GDP在2009年就进入1万美元的阶梯，成为全国13个首先进入1万美元人均GDP的城市之一。到2015年大连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是没有悬念的。
三、注重“新进展”、“新突破”和“新成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的“进”，必须注重三个“新”。即必须注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我市突出“稳中求快”的新节奏，当然要以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质量效益、改善民生为前提。值得关注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这一提法，已经超出了2012年年度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范畴。体现了国家对于宏观经济调控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机理的调整意向。所谓“自主增长”是指经济主体受经济内生因素（市场价格、盈利、消费、技术进步）而引导的增长，而非单纯由政府推动或政策刺激的增长。当前突出地体现在：要由外需转向内需为主导、要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为主导、要由政府投资转向民间投资为主导。
现阶段，我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由速度规模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投资拉动依然是我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2012年我市保持较高速度，当然少不了投资强力拉动和大项目带动。其中2012年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主要投向“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和在建项目。2012年预计投资1000万元以上项目1950个，总投资2.09万亿，在建项目1841个，总投资1.62万亿元，比去年增长18.1%。依托逐渐形成的8个产值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重点产业集群和8个产值规模在200亿-500亿元的产业集群，足以支撑大连产业的可接续。依托大项目带动，2012年我市将重点推进三大造船及海洋工程基地、国家数控机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轴承研发制造基地和机车基地建设，争取奇瑞汽车、曙光汽车等重点项目投产。加快太平湾、栗子房等航运中心关键节点以及双岛湾、皮口等沿海港口群建设，推进大连港集装箱超千万标箱，加快内陆干港布局建设，发展保税物流，搞好铁海联运示范项目建设，推进大连空港国际物流园、香炉礁物流园等重点物流园区建设。
就区域经济来说，转方式、惠民生、促改革，一靠技术开发，二靠扩大消费需求，三靠体制机制创新。
2012年我市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将依靠高新区世界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基地、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的建设，推动和支持花园口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快发展，完善大连市绿色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建设旅顺绿色经济区等绿色生态经济区。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和海洋生物等领域，集中支持一批产业化项目建设和关键技术研发，集聚自主知识产权。
2012年我市推动向自主增长转变，重点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坚持中共大连市委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民生优先战略，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增加就业岗位。继续提高最低工资、基本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补贴，扩大非工资收入比重，千方百计增加中低收入家庭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研究制定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培育消费热点。满足即期消费，引导新兴消费，挖掘潜在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多方筹资，加快公租房建设。引导商品房价格合理回归。推进流通体系建设，大力开拓农村市场。
2012年我市创新体制机制，重点应加强引导民间投资规模。要通过健全和落实鼓励引导社会投资的优惠政策，落实国家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减免小微企业税负、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等结构性减税政策，落实民间投资新36条政策，加快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型企业发展。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拓展融资渠道。认真落实国家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大对试点地区财政、土地、规划等事权的下放力度，增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的体制优势和引领作用。
 
 
 
 
 
 
 
 
 
 
拥有高素质产业大军，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居全国前列。借助于老工业基地振兴、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沈阳经济区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辽宁经济已经进入上行快车道，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外部环境变化，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地区生产总值已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续8年实现经济增速不低于振兴以来和东部地区平均水平，2011年毫无悬念地跨入“2万亿元俱乐部”，人均生产总值超过7000美元。
大连作为东北经济区和辽宁省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龙头，正处于向工业化后期加快转型的新阶段，具备率先振兴、加快发展的充分条件。其一，其二，经过“十五”、“十一五”到“十二五”的经济新区开发和建设，其三，作为老工业基地，大连正面临新型工业化的再工业化阶段。其四，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大连以其多年来形成的良好产业基础，成为承接国家产业转移的热点地区之一。近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峰值在辽宁，而辽宁对外开放的峰值必然在大连。我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三年居全国副省级城市之首。其五，
 
当然，我们的“快”要建立在“稳”的基础上。“快”也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制造业再强化或重化工业再强化，必然强化规模效益型增长速度。
 
 
三、“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 
 
 
 
经济周期上升阶段
工业化告诉成长期
快速城市化
再工业化时期
 
稳中求快必须在科学发展、质量效益、转型发展中实现
民生主题
 
“进”有三个方向：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
 
杜  辉
 
年终岁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提出了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即“稳中求进”。其中，“稳”有四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有三个方向：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一、深刻把握当前经济周期运行规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一直没有完全爬出危机的阴霾。全球经济增长迟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发展势头明显优于西方国家经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也正面临着经济周期“谐振”的深刻影响。当今世界，全球化中金融、资源、信息和规则的四个高度一体化进程，展示出国别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谐周期”特征。恩格斯曾经把早年的资本主义大工业视为世界经济的太阳、全球工业的发动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的中国也在逐步体现出自身作为世界经济引擎之一的特征。逐渐由单纯的经济卫星国，向恒星国转变。周期运动也由卫星国自周期向恒星周期转变。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经济周期低谷期转而进入第五个经济周期的高峰期。2008年本应进入调整期时恰好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周期底部恰好与全球经济低谷期重合。经济增长率由2000年8%一度最高攀升到2007年13.4%,再到2008年、2009年的9.9%和9.2%。经过2年调整，2011-2012年应该是新一轮周期的即第六个周期的上升段。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中长期的经济转型阶段，增长速度换挡已成趋势。加上全球经济不振的拖累。2012年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既定事实。2012年面临的全球经济风险突出表现在2012年2月至4月份欧元区主权债务将迎来一个还本付息的高峰期。此时对各国冲击将比较大。据全国就业工作会议的判断，2012年我国国家调整就业控制目标已经上调为5%。
从2007年以来历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经济运行周期的特点。从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宏观经济工作政策基调，到2008年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到2009年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到2010年的“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再到2011年“稳中求进”。可以看出从2007年的抑制过热到2008、2009年的促进经济增长，再到2010、2011、2012年的求稳的基本轨迹。2012年的国家的政策目标相当多，要在“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之间寻求平衡，尤其部分目标之间还存在一定矛盾关系，需要统筹兼顾。
作为区域经济，辽宁省和大连市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高速成长的新阶段。在“稳中求进”基础上，也有个“稳中求快”的问题。
其中，大连作为东北经济区和辽宁省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龙头，具备率先振兴、加快发展的充分条件。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国家战略的助推下，“长兴岛”、“松木岛”、“花园口”、“双岛湾”、“红沿河”等十九个沿海开发开放新区，积蓄的产业能量正处于释放期；在全域城市化战略的推动下，城镇经济规模扩张的势头将不断加速；大连的石化、造船、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四大产业正处于大投资、高成长的新阶段，以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LED、软件信息服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长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十一五”以来，英特尔芯片、固特异轮胎、STX系列造船、蒂森克虏伯镀锌钢板、新加坡万邦集团、中远造船、中集集团等一批大项目相继落户，开始达产。作为开放的龙头，近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峰值在辽宁，而辽宁对外开放的峰值必然在大连。大连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三年居全国副省级城市之首。为此，中共辽宁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根据辽宁实际，提出要深刻把握“稳中求进、稳中求快”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总基调。中共大连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握好“稳中求进、稳中求快”的新节奏。
 
二、“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这一提法，已经超出了2012年年度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范畴。体现了国家对于宏观经济调控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机理的调整意向。
单纯的经济政策刺激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高盛中国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说过，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给我们一个教训，滥用宽松货币政策和过度负债宽松的财政政策，人为来拔高消费投资和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不能够长期靠政策来刺激增长。他认为中国在2008－2009年中国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是信贷刺激。这种应对危机的方式让企业、市场受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也承认，包括表外贷款在内，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在过去五年翻了一倍，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200%的水平。这种信贷增长幅度大约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日经指数(Nikkei)泡沫破灭之前五年的两倍，或者是美国从2002年到2007年房地产泡沫期间信贷增长幅度的两倍。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警示我们，必须在国家产出能力与信贷、负债、虚拟资本之间寻求一种安全的比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2011重庆金融开放论坛上提出的四个1:1，可做为参考。即国家宏观平衡应确立：（1）M2或贷款余额：GDP。（2）股票市场总市值：GDP。（3）市场化房地产总市值：GDP。（4）；主权债务+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支出：GDP。这四个比值应该大约为1：1或不超过1：1。
按照这个四个1:1。这些年我国银行信贷投放速度过大。2008年投放了信贷增量7.9万亿元，2009年9.6万亿，2010年7.95万亿元,2011年7.5万亿.四年中累计投放新增贷款32.95万亿元。2011年我国三季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已经达到52.91万亿，已经大大超过2011年全年的经济总量了。
按照主权债务+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支出：GDP的1:1，政府债务最好控制在GDP的30%以内，不能超过60%的警戒线，而社会保障体系支出大约在GDP的20%，两者之和如果超过GDP总量则会引起较大风险。截至2010年末，我国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为10.7万亿元，中国国债规模约为6.7万亿元，外债余额约为5489亿美元。2010年全国GDP总量约为40万亿元，目前中央和地方债务总和约占GDP的50%，基本合理。而整个社保系统的支出仅占GDP的10%左右，还有增长空间。不过，事实上我国还存有大量的“隐性”负债。一方面，政府对企业担保或保险承诺，人口老龄化补贴成为政府债务。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增加，使得类似铁道部等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债务急剧上升。2011年9月末，铁道部负债合计为2.23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上升至59.60%。目前国内停工、半停工的铁路项目已达在建铁路项目的九成以上，停工铁路里程总数已超过1万公里。一旦发生危机，政府可能负有最终兜底的责任，成为政府的或有债务。
为此，“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势在必行。所谓“自主增长”是指经济主体受经济内生因素（市场价格、盈利、消费、技术进步）而引导的增长，而非单纯由政府推动或政策刺激的增长。当前突出地体现在：要由外需转向内需为主导、要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为主导、要由政府投资转向民间投资为主导。
这种转变的“有序”，就必须依靠“制度设计”。其中，由外需转向内需为主导，必须调整进出口政策，促进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而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为主导，要依靠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改进企业分配机制，改进社会保障体制，扩大民生需求；由政府投资转向民间投资为主导，就必须突破电力、通信、石油等资源垄断价格权力部门的控制，改革市场准入制度，扭转地方政府单纯的GDP政绩观。当然，这些“有序”的制度设计，需要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重在“稳”
为实现“稳中求进”，中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就稳健的货币政策来看，如果我们定义货币投放增长率EM=(M2%-GDP%-CPI%)为衡量货币政策姿态的话。EM>3时为宽松的货币政策；3>EM>0为中性的货币政策；EM<0为紧缩的货币政策。2011年第四季度，则处于货币政策从中性向紧缩转折的开始阶段。据估计，2012年货币指标，搭配2012年更低的增长和通胀，略多于8万亿元的新增信贷（折合年度同比增长14％）是可能的，法定准备金率仍需要持续下行至少3个百分点，存贷款利率调整的必要性不大。2012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紧的，而不是偏松的。
为此，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准确把握好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按照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好货币信贷，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调整方向上，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社会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三农”、中小企业、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发展，有效防范并及时化解各类潜在的金融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2008年四万亿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大多投向“铁、公、基”领域不同的是，2012年财政政策突出了民生主题，包括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保障型住房投资、社会救助、农民工社会保障，还包括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如增加粮食生产补贴、粮食主产区补贴、农村基本生活设施建设和职业教育等。“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财政支出主要向高新企业、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科技创新企业倾斜。具体措施可能包括贷款的财政贴息、财政补偿等。
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可以说是2012年财政政策的新亮点。结构性减税近几年一直在推进，仅2010年就有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减免小微企业税负、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启动等大动作。单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一项，2012年财政就将少收2000亿元以上。2012年力度将进一步增大。主要将偏向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一些微利但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和国家“十二五”规划鼓励发展方向的产业，如文化企业、现代服务业等。近期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推出的增值税改革就是措施之一。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目的在于扩大内需。而“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加强民用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城镇健全化概率；加大公租房、棚户区改造、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投入；大力发展服务业；扶植居民就业；运用金融手段促进信用消费；通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消费比重，增加社会福利；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